得天独厚

邓小平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的谈话指出：“那一年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，主要是从地理条件来考虑的。”

所以设置四个经济特区的初衷就是希望四个临近海外资本的地区，通过一系列特殊的税收和监管的政策，吸引外来资本，发展加工贸易，以点带面取得改革开放的突破。

但在起步上，几个特区之间差别很大，可以说深圳已经起跑了，其他几个特区却还在“系鞋带”。

在特区面积上，珠海等地与深圳的差距也很大。在地理区位上，深圳跟香港挨得最近，地理优势、地缘等优势使得深圳比其他几个特区的视野更开阔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来自国家层面的扶持力度方面在四个特区之间的差异很大。

深圳特区从一起步就是所有特区的重点，中央对深圳前几年的投资是其他几个特区都没办法比较的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1980年3月召开的广东、福建两省外经和特区会议上也说：“广东办特区，搞两个三个也好，但是要集中力量重点办好深圳。”

制度领先

今年8月初，深圳媒体评选特区建立30年的100件大事，其所公布的200件候选事件，几乎就是一份写满“深圳率先”、“深圳第一”的改革成绩单：从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，到率先建立证券交易所；从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，到全面建立土地市场……当初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每一项突破，都值得在中国改革开放史册中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那个内地依旧走“计划经济”“一把手经济”的年代，深圳早已搭上了制度的便车，率先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怀抱，制度上的巨大领先，使得顺应了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圳特区，如虎添翼。

无论是对深圳“免税”的特殊政策，还是“两个窗口”开风气之先，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巨大落差，都是内地及其它后发沿海城市所难以望其项背的。

厦门珠海汕头的教训

但除了深圳之外，其他几个特区大多没有这样的意识，“它们以往的思维是靠国家的优惠政策过日子，一旦没有了政策红利，你就不能发展，按这样就完了。这个时候该转型了也没办法转型。”

经历了一番阵痛之后，珠海、汕头等城市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探索，并在进入新世纪后逐步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和产业结构。

但这个时候，国家赋予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基本取消，珠海等城市和内陆其他城市的优势荡然无存，再加上区位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原因，这些城市只能在机遇与危机并存的环境中探索前行。

“那个时候，特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光环吸引了我，所以就过来这边了。”来自东北、1994年到厦门工作的施女士是某媒体在厦门的负责人，她告诉记者，当时厦门对外界有很大吸引力，但现在厦门跟其他城市已经没有太大差别。

她的看法代表了很多常住厦门的外地人的感受。

深圳的转型颇具“中国特色”

所谓“经济特区”，原本的叫法就是“出口特区”，在特区不特之后，破解发展难题的思路亦可追根溯源。

所谓竞争力，就是我有彼无的事物，而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市场、低工资优势，再加上深圳独特地理条件，以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“南下打工去”的口碑影响力。这些条件万事俱备，劳动密集型产业岂不是顺理成章。

虽然现在的深圳腾笼换鸟，虽然在淘汰“落后产业”的同时，富士康也顺潮内迁，但这些代工厂曾经给深圳带来的GDP却是实实在在的。

深圳的低成本，尤其是极低的劳动力成本，吸引了香港转移的“三来一补”企业和大量外国公司进驻这个经济特区，而这些公司的总部大都在和深圳相邻的香港。这些因素成为深圳近20年井喷式发展的“马车”。

据统计，1980年到2004年，深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8%，“深圳速度”已经成为深圳一张闪亮的名片。

作为中国制造业革命的摇篮，深圳目前进行的二次转型，或许将继续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