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烟力度不够，这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。虽然我国于2003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签约国，但签约7年来，总体履约情况却举步维艰。在两年前的世界卫生组织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第3次缔约方会议上，我国曾“荣获”“脏烟灰缸奖”，颁奖词是“宁要漂亮烟盒，不要公民健康”。

　　数据显示，我国拥有世界1/3的烟民，有5亿多人正受到“二手烟”危害，其中1.8亿是未成年人，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引起的各种疾病。更让人警醒的是，随着发达国家控烟成果的推进，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和全球最后一块能够创造巨额利润的烟草市场，也成了世界各大国际烟草公司渗透和转移市场的目标之地。

　　现在，在控烟问题上，虽然有烟民习惯、控烟人力和经费不足等因素制约，但一个最不可回避的问题是，在公众健康和烟草GDP上，我们正面临一个鱼和熊掌的两难选择：目前我国烟草行业拥有5千亿资产和6千万从业人员，每年给国家贡献近1/10的财政收入。仅在2009年，烟草行业就产生了5131.1亿元的工商税利，同比增长了12.2%。

　　资料显示，我国的控烟运动启动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但在长达20年的控烟运动中，控烟的主角一直是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等民间力量，致使控烟力度不够、效果甚微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，直到目前为止，国际上通用的在烟盒上印刷警示标识的做法未获通过，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烟草广告和促销在我们身边依然屡禁不止。只谈烟草经济不谈烟草危害，或许这才是我国控烟乏力的症结所在。

　　但烟草经济毕竟是一种眼前利益，更是不健康经济，养成烟草经济的尼古丁依赖必然会养痈成患，贻害将来。2000年有相关调研显示：在我国，吸烟带来的经济成本每年约为410亿元人民币，其中140亿元是医疗成本，270亿元是生产力的损失(包括工作时间和病假的损失)，“吸烟引起的医疗成本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3.1%。”（《三联生活周刊》5月26日）

　　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也表明，若一个国家当年的烟草税达到若干亿美元，20年后，这个国家将不得不用当年所征收烟草税的2.8倍支付因吸烟带来的健康危害，且这还不包括由吸烟导致的其他损失。 （刘道彩　原标题：戒掉“烟草经济”的尼古丁依赖有多难）